温兆伦

  来源:《群言》2014年第1期 进入 郑杭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红利 资源配置方式 。

1880年，美国工人实际工资比1870年还要少31美元，劳动时间却延长了一个半小时。然而，《意见》出台至今，并没有如期平抑社会对于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关注和争议，反倒是《意见》本身，波澜不惊，引发的反响远逊如预期。

由此，迫切需要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再加以仔细分梳，即便无法达成共识，但也有益于知道未来需要弥合的歧见所在。所以，对这些行业进行拆分显然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也不符合一般经济学原理。这些代理人与中国政府有着各种联系的渠道。突破既得利益者重围、再杀出一条血路，这样的提法可以调动情绪，但如果策略运用不当，结果未必如愿。但是，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的政府，必然是亲资本政府。

实际上，改革首先要打击既得利益集团的主张，落实在政策层面，就是把抑制过高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放在更优先位置。全民基本医保体系实现了全覆盖，参加新农合及各项医疗保险参保超过13亿人。最重要的结果是，我们用来解释房价的方程能够解释从1988年到2012年城市房价的大部分变化，从头到尾的误差较小。

如果只有通货膨胀发生，我们用的y与p不会增加来影响q。p的增加大部分是y的影响。房产是人们需要用的耐用消费品。假定y与c是已知，这两个方程可以用来解释两个变量p与q。

这里用的y与p是经过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实际收入和相对价格。也可以说得到的结果是两个方程式：第一个用y与c解释p，第二个用y与c解释q。

虽然上面的经济理论可以解释房价的大增，但是解释了多少，是不是还需要用其他的因素如地产泡沫来解释，我们要用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y是城市居民的平均实际收入。第一个方程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城市房价p为什么增加得那么快。原始数据是从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公报获得并进行计算整理的。

c是经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的建筑材料工业价格指数，从中经网（CEInet）取得。拿到数据以后，我们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把每个方程式的参数估计出来。q是平均每人拥有的面积。某时某地的价格可能发生局部泡沫，是我们的研究不能判断的。

房屋的供应量等于它的消费量q。p是房屋每平方米的平均销售价格。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城市居民的收入y也增加得快，y这样快的增长大大提升了房价p。根据经济理论，消费量的需求q是由居民的收入y与房子的价格p来决定的。

价格对房产需求的弹性是-0.78。我们的数据样本是从1987年到2012年。供应是由建筑成本c与房屋价格p决定的。比如，收入对房产需求的弹性（收入增加了1%，需求会增加多少个百分点）大约是0.92。得到的结果p与q都是由y与c决定的。前哈佛大学教授H.S. Houthakker在1957年的Econometrica期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报告与分析了世界三十五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对各种消费品的弹性，其中有北京在1927年和上海在1929年的居民收入对房产需求的弹性，分别为0.940 与0.714，和我们估计的0.92接近。

以后我们还要衡量上面的方程能否满意地解释了p，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的解释，如用房地产泡沫的理论。近年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与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牛霖琳教授共同研究。

读者如果怀疑这个结论，可以先假定一个具体的泡沫理论，找出数据，用计量方法来实证，看它是否比我们的解释更好。y的影响是正的，p的影响是负的。

与此同时，供应的增加却没有那么快，因为城市房产的总数量是每年新增房产量的十几倍。进入 邹至庄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房地产泡沫 。

研究结果显示，我们估计了每个方程的重要参数。我们研究的城镇住宅是人均消费总量。好比在用y与c来解释p的方程里，有一个参数衡量y的影响有多大，另有一个参数衡量c的影响有多大。p的影响是正的，价格提高会增加供应。

我们研究的范围是中国全国城镇住宅，房价是各地平均的价格。当需求大大提高而供应增加不足的时候，价格就会升高。

供给方程用c与p来解释q与国企有着业务往来的上下游企业则由于利益共同性和依附性而缺乏监督国企的激励。

市场化的交易性使国企高管很容易将自己的私利隐藏在交易中，从而规避来自其他方面的监管。在委托代理理论看来，监督的有效性和利益的异质性会受到委托代理链条长短的影响。

而且，在国企资产要保值增值的要求下，在国企垄断着许多重要资源、重要市场的状况下，在国企高管的政绩追求下，中国的国企基本丧失了公益性，而以盈利作为其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经营目标。而且，修改这些制度所需要的时间也很长（比如税收制度的修改）。对国企而言，虽然其监督主体也包括政府、纪委、公检法、人大、公众以及市场里的上下游客户，但是，其真正的监督主体就是由政府派生的国资委和一些负责任的媒体。在中国的公权力组织中，政府和国企是其中的两大主体。

  对公权力组织进行有效监督是一项很困难的事情。其四，在信息方面，国企的委托代理链条更长，信息更容易被私利化。

以上的分析表明，对国企的监督是非常困难的。理论上如此，现实又如何呢？现实情况是，国企的腐败窝案层出不穷：中国移动公司、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粮集团、中国石化、南方电网、中国电力集团的多个省级分公司……都发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窝案，且其发案金额动辄几十亿乃至数百亿元。

因此，国企的委托代理链条较之政府要长很多。那么，对这两个组织的监督，哪个更加困难呢？在我看来，监督国企比监督政府更难。